装下去还是活下去？梁和平：中国摇滚，何以再生

摇滚已死？摇滚精神已死？

对于死里逃生的梁和平来说，这一切都在重生之中，摇滚在重生，他也在重生。

在音乐界，尤其是摇滚乐界，“梁和平”曾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自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流行音乐、摇滚乐还是爵士乐乃至先锋自由音乐的发展路途上都留下了这位前中央乐团著名音乐人的足迹。

他策划、组织并监制了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等活动，为何勇的首张专辑《垃圾场》担纲编曲、演奏和监制，在1994年那场著名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为何勇担任键盘手。

然而，喧嚣过后的中国摇滚，却逐渐湮没于当下的商业浪潮之中，而梁和平则在2012年的一场车祸中高位截瘫：他和中国摇滚都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过。

经过一场灵与肉的洗礼后，梁和平把自己的“舞台”定位于音乐文化推广。上个月，梁和平作为中国摇滚最早一批实践者的代表出席著名的系列文化讲坛——听道沙龙活动，并发表名为《纠正与建构——中国摇滚乐何以“再生”》的主题演讲，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摇滚乐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的见解。

如何让精神永远“摇滚”下去，对于梁和平和他所致力的中国摇滚乐，这是一次脱离于躯壳的灵魂拷问——冷静，不躁动。

人数上越来越壮大，内容上越来越没味道了

北青报：这些年来对于中国摇滚乐一直是一种唱衰的论调，大家都在说什么摇滚已死、无法重现辉煌之类，但是您在听道沙龙所做的演讲里却提到“建构”和“再生”，看来您对于中国摇滚的现状和未来还是持积极态度的对吗？

梁和平：摇滚乐的衰败不只在中国，现在国外也一样。一个东西在最开始的时候，必然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开始总是和商业无关的。比方说今天某某人把很多人积压了很久的东西或者想表达但表达不出来的东西，他以文学、诗歌或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人们就觉得“这个太好了”、“我期盼的东西出现了”，然后马上就会有人跟进，从十个到上百个、上千个。

到了这时候，人另一面的天性就出来了，看到这个东西这么受人欢迎和爱戴，“那么我也搞这个吧”。结果一种形式一再重复，人们就又烦了，再开始绞尽脑汁想：我怎么能和你不一样？我再换一种形式吧？然后重金属、朋克什么的就出来了。

等这个东西一进入商业模式，那它跟原初肯定不一样了。因此说不只是中国摇滚乐，西方也是，还想再回到60年代那种状态？不可能了！现在都是娱乐化、商业化了。我所说的再生是指什么呢？像是中国30年前连10支摇滚乐队都不到，现在成千上万的都出来了，人数多了，你能说它没发展吗？但是最原初的那种真诚的、有冲击力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所谓的再生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是从数量呢还是内容呢？如果从人数上来说它是越来越壮大，可内容越来越没味道了。

你的东西都是假的造作的，还要让人感动，这没有道理

北青报：您以前也讲过，现在很多人是为了钱或为了勾搭姑娘才去搞摇滚的，您认为这是否也是摇滚乐衰败的原因之一？

梁和平：摇滚乐首先是它的形式，那个节奏一出来就很刺激，年轻人自然就有反应，这是生理上的反应，先不说内容。所有音乐都是通过耳朵被身体接收，但接收的程度就不一样了，有的是身体有反应，有的是心有反应，有的是脑子有反应。其中身体的反应是最浅层的，像是你听迪斯科就会动。但是听古典乐能这样跳起来吗？听爵士会晃来晃去吗？这是因为各种音乐类型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个凭据，来审视自己或他人好或不好、有价值没价值的根据，摇滚乐也是一样。凭什么要干这个啊？可能你往回一想，“哦，我选择做摇滚乐是为了有碗饭吃”，那最后它就是碗饭。有的人是因为觉得摇滚乐很时髦、很时尚，能吸引很多女孩追着你，那你做出来就是这种水平的东西。也有的人是觉得心里积压的东西太多，比如说何勇，从小面临各种家庭矛盾，后来遇到摇滚乐可以把他多年压抑的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所以他来做摇滚。不像现在很多乐队，一会儿重金属啊，一会儿朋克啊，都是在学外在的一种形式。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不要只埋怨“没人理解我的音乐”，你怎么不问问自己最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你给人讲的东西都是假的、造作的，还要让人感动，这没有道理啊！平时交谈聊天也是这个道理，我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嗓音洪亮，但每一句话都是假的，那你还愿意听我说吗？肯定不愿意啊！

有内容，一个人、一把吉他就足够打动人心

北青报：那么当下中国的摇滚乐队里有没有您觉得比较优秀的？

梁和平：我喜欢的老乐队有子曰秋野、二手玫瑰和美好药店，近些年来涌现出的年轻乐队非常多，客观地讲我大多没听过也没接触过，所以也就无法评价了，但相信里面也有很好的乐队，有思想的乐队。

北青报：您认为他们有哪些值得欣赏的特质呢？

梁和平：这几个乐队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不是学着某种西方的音乐形式，而是有自己的东西。不像其他有些乐队，看见外国有朋克、重金属，中国还没有，“那我可以把它这个东西学过来”，但其实只是学了个形式，它里面是空的。你听那些音乐里有对人有启迪的东西吗？有自己独创的东西吗？没有的！

最早是1993年，我听秋野在一个酒吧唱了《酒道》，我一听就很惊喜，因为没有听过他这样的音乐，不是西方的某种形式，就是他自己的，和他个人的性格是吻合的。比如他看不惯一些现实的问题、一些人，歌里写的正是他自己对人、对社会的这样一些看法，不是东抄西抄、玩弄形式出来的。

二手玫瑰也是，像他们最有名的歌叫《火车往哪儿开》，那歌词里面是有他自己的思考的。至于曲调和外在形式，是因为他是东北人，所以受了某种东北地方特色音乐比如二人转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在他们的音乐里的，不是刻意的。

美好药店呢，我忘了是哪年，是崔健叫我到亚运村的一个小酒吧去，说“这儿有个新乐队不错”，我听了发现确实是非常有个人想法，根本不是玩表面的。

说起来，这些年能一下子抓住你的音乐并不多，极少极少。这和做音乐的当事人有关，是他的才能、性格等各方面总和在一起，缺了哪个环节都不行，合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好的音乐不在乎形式，有内容，一个人、一把吉他就足够打动人心；没内容，再大的乐队编制也没有用。

从不反思，其实他哪样都不行

北青报：不只摇滚乐，近年来整体音乐大环境都比较低迷，不少音乐人都转行或跨界去做影视了，您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

梁和平：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少定力，做事都爱跟风走，很少有人会把他选择的事业当成“这是我一生都要去做的事”。不是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只是说你做事的效果、达到的成就和你的才能、你想表达的内容都有关系。

比如欧美的电影人，他大多拍的是自己心里积蓄的一个事，不是随便找个内容去拍。中国的电影人呢，经常是看外国拍什么，那么“好，我拍这个肯定能火”，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而不是基于平时的思考和感受，这是本质的不一样。像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的名单》，那么有名的一个大导演，却为这么一部片子花费了10年时间，可见他拍这个绝对没有投机心理，不是说“这片子拍完我就能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说动机和目的决定结果，起始的动机就不一样，这个蒙谁都蒙不了。许多中国人有时候比较能自欺欺人，然后还怨这个怨那个，从来不反思自己。“这个不行了我换一样，那个不行了我再换一样”，其实他哪样都不行。

对于一些人，崔健就像“中国的但丁”

北青报：人们通常把崔健当做“中国摇滚之父”，而您这次在演讲中把他称为“中国的但丁”，为什么会这么说？

梁和平：崔健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第一个把摇滚乐带入中国，而是他第一个把这个“我”用摇滚乐唱出来了。以前有些作家，作品里也会提到自我一类的概念，本人也一直是坚持自我的，但是像崔健这样向民众呼喊出来，他是第一人。

曾经有人问我对崔健的评价，我也想了半天，后来想起来他1989年出的第一个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时我们在这盘磁带上附了一张纸条，内容是“如有谁想与崔健反馈和交流想法，可以把信件寄到中央乐团梁和平收”，因为那时人们对艺术家的反馈主要还是通过信件，而崔健当时没有单位，留他家里地址也不合适，所以商量后决定就先寄到我的中央乐团吧。

专辑发行后，果然很快就收到了很多信件，每次我攒的差不多了，就到崔健那儿，我们俩一块儿看信。这些信都有共同的特点：字迹很工整，语法很讲究，而最主要的是几乎所有信里都提到，这些歌给他们个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带来了启示。

所以后来我说，崔健最大的价值不是他让中国有了摇滚乐，而是他借摇滚乐的形式，把过去一个时代里一部分人的那种自我个性的、生命本来具有的东西给唤醒了。想到这一点后我就给崔健打了个电话，问他：“你知道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对于一些人，你就像六七百年前西方的但丁！”

“那是他平衡自己生命中遇到不公的方法”

北青报：既然现在年轻人本身就已经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了，那么您认为摇滚乐在当下的意义又是什么？

梁和平：对新一代的人，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前的思维来要求他，那是不可能的。这一代小孩的成长环境、接触的东西，和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不一样，他表达的内容也都是今天的生活和经历，让他回到30年前，崔健、何勇的那个时代，不可能！他没经历过那些，你不可能让他做出那些东西。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拿出来的东西不是关在屋子里自弹自唱，是要对外，是给别人听的，那么外界就有外界的标准。像是你拿给我听，我不会考虑你为此多么辛苦啊、下了多少功夫啊，我只会考虑它是不是适合我、我想不想要，如果不是我想要的，那对不起，我肯定不会花钱来听。

举例来说，去年我看了个纪念摇滚乐30周年的节目，里面有个小伙，他在舞台上也不唱，就“啊啊”地喊，两边长头发把脸都遮住，只能看见中间一条脸。节目组看见他那个疯狂劲儿比较独特，就去采访他，问他怎么会这样。他说：“我小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像女孩，所以出去很容易受欺负，我体力也不好，打不过人家，所以只能一直压抑着，不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突然我发现了摇滚乐，发现这个东西可能会把我的弱点弥补上，让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人歧视。”

动机就是这样，然后他选择了重金属或者根本不管是什么形式，“反正我就在台上拼命喊，你外面爱咋地咋地，这样你们就不敢惹我了。”你也不能说这样搞不行，那是他平衡自己生命中遇到不公的方法，而且确实帮到了他，这也是一种现象。

摇滚乐只是个过程，不是终极

北青报：摇滚音乐人经常喜欢提到所谓的摇滚精神，比如反叛、质疑等等，认为这才是摇滚乐的精髓所在，您又是如何界定摇滚乐和摇滚精神的呢？

梁和平：摇滚乐的形式限定了它所运用的演唱方式、演奏方式、乐器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确定的。而“精神”这个概念就比较大了，我认为“精神”这个词是用来表达看不见摸不着的、作为人不同于动物的那种神性。“精神”作为人特有的本质是一直存在的，但随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北青报：就是说您认为摇滚乐只是一种相对的表达形式，每个人、每个时代对它都有不同的定义？

梁和平：当然是这样！摇滚乐只是个过程，不是终极，再过100年你不知道又会出什么东西了，因为时代变了，我可能就不再需要这个了。今天我还看见个视频，拍的是日本的垃圾站，现在日本垃圾分类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就算一个水瓶，还要把盖子拧下来，标签纸撕掉，都单独归类放在一起，细到这种程度！你说社会都这样了，你还让他反叛，反什么呢？

就像我当年去香港，问当地音乐人香港有没有摇滚乐，他们说：“有，BEYOND乐队嘛。”后来我就听了听BEYOND的音乐都是什么内容，发现他们讲的基本都是像车没地方停了、人太拥挤了这类，反映的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然后用所谓摇滚乐的形式来表达。

披头士乐队的出现也是这么回事，开始是受到猫王和查克·贝里的影响，当时很多欧洲的年轻人都唱他们的歌，但后来总会有一些有想法的人，觉得一直这样拷贝别人下去没什么意思，“我们能不能做些表达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他们当时也确实是有问题存在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英国又是老牌帝国主义，传统的东西发展到那时和年轻人已经格格不入了，所以年轻人压抑的东西很多，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出口。诶！正好这个时候美国的音乐给了他们一个启示，他们就写了这些歌，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反正这歌是我自己写的，是表达我自己的”。后来被经纪人发现了，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只是觉得这音乐很有意思，如果拿出来肯定受欢迎，然后就给他们做唱片，一下子就火了。

因此所谓的摇滚乐，其实是搞理论的给它做了这样一个界定。它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不是凭空出现的，还是和社会有关。

北青报：您对摇滚乐未来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期许呢？

梁和平：摇滚乐的产生首先是由年轻人发起的，后来越来越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和喜欢，它跟年轻人青春期的那种所谓荷尔蒙的躁动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只要年轻人永远存在，年轻人那种由于荷尔蒙带来的青春的躁动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摇滚乐就会起到这个作用。也许将来的摇滚乐会变换一些形式，但作为功能性来讲的摇滚乐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文/本报记者 崔巍